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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迅:输了就输了,但我绝不屈服
[ 玉溪网   发布时间:2018-05-11   进入社区    来源:新华网   点击:0 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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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持人朱迅出新书了,这本名为《阿迅》的书封面上是她的一张个人写真。她说,在写这本书时,每天就对着这张照片不停地发问。随着年龄不断地叠加,记忆时区更迭的速度越快,她很珍惜自己还能有机会“扎到肉里,渗到骨头里”和自己对话。

在主持圈子里,朱迅一直被当做励志典范。年少时留学日本,在异国主流媒体打拼,主持了不少大型节目。回国后从坐冷板凳到主持《正大综艺》《星光大道》,并参与了6次央视春晚的录制。而在网页搜索朱迅的词条,“朱迅癌症复发”“朱迅带病主持”等励志热搜也居高不下。

回顾前半生,与其说励志,朱迅坦言不如说自己是在被时代推着走的时候,更早地领悟到“只有奋斗才能获得幸福”的真理。她说,她是典型的北京大妞,遇到事儿就特别容易认怂,但再怂也要敢于抡起板砖,告诉自己绝不能屈服。“我的理念是,这次输了就输了,爱谁谁,再继续努力呗。我写这本书也是想告诉大家,这种东西,其实每个人骨子里都有。”

“触电”叛逆女孩

“乖乖女式的学生路,再也回不去了”

朱迅出生于北京,爸爸是新华社驻外记者,妈妈曾经是教师,她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禁恶习、服从安排,是个标准的乖乖女。缺少父母的陪伴,家里又只有姥姥和两个姐姐,朱迅理所当然成了集宠爱于一身的“老小”。

15岁那年,她被选为中央电视台《我们这一代》节目的主持人。这是她第一次“触电”,家人却没有时间来为她加油,前一秒还偷偷委屈大哭,后一秒听到开场铃声响起,她立马抹掉鼻涕眼泪,满脸笑容地登台主持。

正是这股子倔强劲儿,让电影《摇滚青年》的导演田壮壮认定由她来出演片中叛逆的待业少女“小小”。电影中,小小不但和男主角好上了,还一起过了夜。这在朱迅眼里简直是“大逆不道”,她开始担心别人说她在剧组变成了“坏孩子”,但田壮壮一句“我关照过,这个孩子谁也不许动”,让朱迅放下了心防。

于是爆炸式麦穗头,配上浓浓的烟熏妆,完全“反朱迅”的形象成了她银幕中最初的惊鸿一瞥,也让她体验到了少年成名的优越感。上千封影迷来信堆满了学校传达室,在收到2650元“巨额”片酬后,她带着姥姥和姐姐去快餐店“照死了吃”。她说,拍戏让她的心里突然闯进了很多莫名的东西,名利场的诱惑?成名后的浮躁?唯一可以肯定的是,乖乖女式的学生路,再也回不去了。

留学日本

“现在让我去扫厕所,也是扫得最干净的那个”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正值改革开放后首个出国潮。曾自认是时代“弄潮儿”的朱迅,17岁便放弃了十拿九稳的北京电影学院,前往日本读大学。“与其说是个人的选择,不如说是时代的选择。”

但日本的“樱花梦”并非像朱迅想象中那样美好。当时她和两个姐姐挤在不足10平方米的日式房间里,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,家里一应俱全的家电,全是姐姐从垃圾站捡来的。但即便如此,朱家姐妹还要随时担心被房东赶出去,因为当时日本的房子很少租给外国人。

拍戏后的朱迅没有再向家里要过一分钱,“无老可啃”的她开始在日本四处寻工。她曾穿着当年剧组送的蓝色染布衣裤去面试第一份兼职,接到的却是领导扔来的一块脏抹布,并告知她的工作是打扫1到18楼的所有女厕所。为了学费,她不得不每天硬着头皮,用手去掏纸篓里的脏东西,再用抹布把便池旁的污垢擦净,刺鼻的味道让她忍不住作呕,“痛苦的时候,我就告诉自己这不是现实,而是在戏里。”

三个月后,朱迅换了一份餐厅的兼职,但她依旧经常工作到午夜,每天睡眠时间不超过4小时,晚餐只能靠面包果腹,连瓶汽水都舍不得喝,甚至当她身患纤维瘤时,也只能选最便宜的私人小医院,术后第二天便带着未愈合的伤口继续回到餐厅端盘子。那段时间,是她日语进步最快的时候。

朱迅说,在日本她哭过、怀疑过自己。在厕所被日本人“怜悯”了一个饭团时,她曾含着泪将饭团扔进便池,但最终她还是学会了带着自尊为别人服务,“这并非心气儿减弱,只是我变得更皮实了,好像经历过这些事,已经没有任何委屈可以踩倒我,就算现在让我去打扫厕所,我也是扫得最干净的那个。”

因母重病回国

“没有退路,只能硬着头皮走出舒适区”

但在日本,朱迅经历过最煎熬的时期并非低人一等的刷厕所,而是无法摆脱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。学园祭时,很多日本学生会借机和留学生交流经验,但当朱迅用中文和她们打招呼时,大多数人会礼貌地说“你好,我们只想找美国留学生聊天”。

不过,幸运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1993年,《摇滚青年》在NHK热播,朱迅被选为《中国语讲座》的主持人。紧接着,她成为日本SKY经纪公司签约的第一个中国大陆女艺人。“红白歌会”的制片人在筹备直播节目《Asia Live》时,一眼就相中了她做主持。

正当朱迅的工作风生水起时,母亲的青光眼手术失败,双眼或失明的消息,将她的心完全带回了中国。赶到医院她第一句话就是:“我要回国!”她说,放弃日本的一切并不容易,但北京孩子都有种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,没有退路,只能硬着头皮走出舒适区。

当时正值《正大综艺》招聘,多年的主持经验让她成为最受关注的新人。但在回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,朱迅却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。在NHK她不需要背稿,只靠提词即兴发挥,但在国内她经常因为记不住一长串人名和头衔,躲在被窝里大哭。直到有一次,她终于等到《正大综艺》特别节目替班的机会,然而在录制前,一篇称她为“空洞花瓶”的报道,触及了朱迅的软肋,回国后长期不被认同的委屈和失落感瞬间爆发。录制中,她大脑一片空白,不知说错了多少词,甚至紧张到失声。栏目组组长扔下一句,“从明天起,朱迅暂停出镜。”

罹患肿瘤

“最坏的情况,也就是不能说话了”

被停工的那一年,朱迅每天的工作变成接电话、泡机房、给主持人写台本。在为各工种打盒饭时,她“偷艺”学习了后期编辑、录音灯光、导播辅切等工作。

这一年,朱迅懂得了所有工种的门道所在。而为了随时返回播音岗位,她每天会拿着《人民日报》《古文观止》,像小学生一样字正腔圆地从第一个字开始背诵。

朱迅说,天天坐冷板凳的那一年,是她参加工作二十多年里收获最多的一年,“现在我也是自己写所有稿件,没有哪个部分能欺骗我的眼睛。接下来的这18年,好像都没什么能难倒我了。”

朱迅曾获外号“朱大胆儿”。在《正大综艺》中,跳伞、深潜、上冰川、下大洋,都是她抢着来做,节目组最常说的话是“这事儿危险,让朱迅先试一试”。

但再胆大的人,内心也有惧怕。2007年,本应迎来事业高峰期的朱迅,却在例行体检时被诊断出乳头状瘤,肿瘤紧紧贴着声带蔓延,医生说一旦扩散就要拿掉她的声带。

这样的风险对主持人来说无疑是致命的,但朱迅只对医生说了一句,“等我把舞蹈大赛的直播做完再手术,我想给自己一个交代。”

就这样,她又硬生生将癌症挺了一个月,才住进了医院。手术结束后,醒来的朱迅第一反应是想拔掉氧气管,张嘴说话。她用羸弱的声音挤出几个字:“声带还在?”心里的石头一下落了地。

“我说不怕,你信吗?但我又属于敢认怂,但绝不认输的那种人。最坏的情况,也就是不能说话了。”朱迅坦言。

但从此之后,朱迅却无奈地被冠上“励志姐”的标签,甚至近几年,频繁有消息捕风捉影“朱迅癌症复发”,连她偶尔在节目上说一句“我身体不好”,都会被搭档急忙圆场“可别这么说,要澄清啊!”朱迅笑言,自己澄清了无数次却仍抵不住流言,“那我只能说,我活不到90岁,都对不起造谣的人。”

春晚零失误

“只要有一口气,我是必须要冲上去的”

最难的生死关挺了过去,朱迅也迎来了事业的第二个高峰期。

2009年,她接到郎昆总导演的通知,让她做好上央视春晚的准备。虽然朱迅看似只是平静地回复“您放心,保证完成任务”,但她却兴奋得心脏都要跳出嗓子眼。

于朱迅,春晚是一种情结。她从小住在距离春晚现场不到500米的地方;在日本留学期间,每年都会在春节期间租借春晚的卡带,和电视里的主持人一起说“过年好”,边看边向西边跪拜,“因为我知道中国在日本的西边”。

而从春晚幕后走到台前的20米,朱迅在央视走了近10年。当她真正站上春晚舞台,大幕拉开的瞬间,她经历了从业以来的第二次大脑空白。浑身冒冷汗,所有的词都哽在喉咙,颤抖的手将原本应在颌下的话筒拿到了腰间。她嘶吼地说出了那句熟悉的“过年好”,朱迅说,这么多年,她第一次体会到情感喷涌而出是什么感觉。

随后,朱迅每一年都处在春晚的漩涡中心。每逢大年三十前,她总能收到无数询问,“你今年还上春晚吗?”而从主持到做幕后的访谈工作,她再也没有离开过春晚的舞台,没有出现过一次失误。即便在2017年,体质不佳的朱迅曾饱受雾霾困扰,每次彩排都需要忍住咳嗽声,但为了保证那一声清脆的“过年好”,她服用了大量感冒药,打了激素和消炎药,噤声了近30个小时,也要顺利挺过4个小时的直播。

“春晚于我是一种巨大的荣誉感,而并非名利场。除非真的胳膊折了、腿断了,只要有一口气,我是必须要冲上去的。”

(郭延冰)

编辑:蒋婵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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