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滇中腹地峨山彝族自治县，流传着一段跨越两百余年的佳话。清代乾隆年间，这片土地上走出了周於智、周於礼一对同胞兄弟，他们相继金榜题名，成就“一门两进士”的乡里荣耀；他们入仕数十载，以民为本、秉公持正、勤政担当、清廉自守，用一生的言行诠释了古代官员的正确政绩观，最终双双入祀峨山文庙乡贤祠，受后世世代追思。

周於智（1711—1779），字明远，号愚溪，出生于嶍峨县城（今云南省峨山县）的书香世家。其祖上明初自江南上元县周家湾迁入云南，四世祖迁居嶍峨县城，世代以教书为业，文脉绵延。祖父周希旦是康熙年间举人，不求仕途，潜心治学育人，著有《留月轩集》《四书集解》等作品，更以吟咏“峨阳八景”的诗词闻名乡里；父亲周仪工诗文、重家教，秉持“勇于为义，隐德担当，孝友传家，世代相延”的家训，以教书课子为己任，为兄弟二人埋下了修身立德、济世安民的种子。

周於智在家中排行第二，自幼勤奋苦读，明礼修身，年少时见酷吏庸官欺压百姓，便立下“疾酷虐庸吏若仇”的誓言，立志为官一任、造福一方。清雍正十年（1732），他考中壬子科举人，乾隆六年（1741）高中进士，自此踏入仕途，历任山东博平县令、胶州知州、山西朔平知府、河南开归陈许兵备道、怀庆知府等职，一生辗转多地，始终以民为先，政绩卓著。

其三弟周於礼（1720—1779），字绥远，号立崖，又号亦园，受家风与兄长影响，自幼笃学不倦，在二哥考中进士后更是发奋苦读，于乾隆十二年（1747）考中丁卯科举人，乾隆十六年（1751）再中辛未科进士，与兄长一同铸就了周家“一门两进士”的传奇。殿试后，周於礼因成绩优异被选为庶吉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，此后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、鸿胪寺卿、通政司参议、太常寺少卿、大理寺少卿、光禄寺少卿等职，在京为官三十余年，不仅是乾隆年间名动朝野的书法大家、诗文名家，更是一位以公正清廉著称的朝廷重臣。

明察善断，秉公持正，以公平护佑民生

对封建时代的官员而言，断案公正是民心所系，更是政绩观最直接的体现。周於智与周於礼兄弟二人，虽一任地方官、一居朝堂要职，却都将“明断是非、公正执法”作为为官的第一准则，留下了诸多为民伸冤的佳话。

周於智初入仕途，便在山东博平县迎来了一场关乎民心向背的大考。他赴任博平县令之时，县衙大牢里人满为患，一名女子被控弑杀父亲的妾室，一名男子被指杀害发妻，更有百十人因数十起牵连案件被捕入狱，街头巷尾喊冤叫屈的百姓几乎堵断了县衙门前的道路。几任官员对此束手无策，要么草草定案，要么拖延不决，任由冤情发酵。周於智接手后，没有急于升堂问案，而是先将所有案卷逐一翻阅，很快便发现诸多案件都存在证据不实、逻辑不通、疑点重重的问题。他深知，民间冤情背后，往往藏着官吏的贪腐与枉法。于是他换上便服，深入乡里明察暗访，耗时数月逐一核实案件细节，终于查清了真相：这些所谓的“重案”，大多是地方奸猾官吏与文书为公报私仇、捞取私利，罗织罪名制造的冤假错案。

真相大白后，周於智重新升堂审案，当着全县百姓的面，逐一厘清案情，为蒙冤入狱的数十家百姓平反昭雪，同时将制造冤假错案的污吏绳之以法，予以严惩。当蒙冤百姓走出大牢，对着公堂之上的周於智叩首致谢时，博平百姓无不拍手称颂，自此都称这位新来的县令是“周青天”。此后，无论是调任朔平知府，还是升任开封兵备道，周於智始终不改初心，遇到连办案多年的老吏都倍感棘手的大案要案，他总能条分缕析、明察秋毫，精准厘清案情、科断刑罚，做出公正判决，让一众官吏心悦诚服，交口称赞。

而身居大理寺少卿之位八年的周於礼，更是将“公正断案”四个字刻进了为官生涯的每一处细节。清代大理寺是执掌全国刑狱案件复审、核定疑难大案的核心机构，关乎天下百姓的生死与公道。周於礼上任后，面对堆积如山的案卷，尤其是诸多颇有争议、久拖不决的疑难案件，从无半分懈怠。他断案有一个铁则：案件没有查清来龙去脉，绝不下判；当事人的诉求没有听全，绝不断案。哪怕是案情错综复杂的疑案，他也会不厌其烦地反复提审、多方核查，哪怕往返十数次，也要把每一个细节核实清楚，确保判决毫厘不差。

在他的主持下，多起积压多年的冤假错案得以纠正，受冤者沉冤昭雪，作恶者难逃法网，经他审理的案件，大多无一人提出异议，成为无可翻改的铁案。这份对公平正义的坚守，也体现在他主持科举考试的过程中。乾隆年间，乡试舞弊之风盛行，拉关系、走后门、行贿请托之事屡禁不止。周於礼曾两次主持四川乡试，三次充任京闱同考官，始终秉持“耻依傍，不受请托”的原则，坚决杜绝一切徇私舞弊行为。他出的考题贴合经义、堪称典范，阅卷写下的批语精准公允，就连落榜的考生看了，也都心悦诚服地感叹：“我的答卷为公所批驳，心中毫无遗憾。”

勤政担当，家国为重，以躬身践行初心

真正的政绩，从来不是纸上谈兵的空话，而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担当，是脚踏实地为百姓办实事的坚守。周於智与周於礼兄弟，用一生的行动诠释了“为官避事平生耻”的担当精神，将家国大义、百姓安危置于个人荣辱、生死之上。

周於智为官数十载，始终秉持“处事必深思熟虑、谋定而后动”的原则，绝不搞劳民伤财的“形象工程”，只做惠及百姓的民生实事。初到博平任县令时，便有乡绅与同僚提议，重修县里破败不堪的官学，以彰显政绩。周於智没有当场应允，也没有急于动工——他深知，修学校不是一句空话，若是资金、物料没有备足，仓促开工只会半途而废，甚至加重百姓负担。他用了整整一年时间，多方筹措资金，备足木材、石料，敲定施工方案与人员分工，待一切准备妥当，才正式启动修缮工程，短短数月便将破旧的官学修葺一新，让博平的学子有了安心读书的场所，当地文风也为之一振。这份不务虚名、务求实效的行事风格，贯穿了周於智的整个仕途。他在河南任职期间，曾主持治河八年，始终兢兢业业，确保河道安澜无虞，也因此成为朝廷倚重的治河能臣。

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五月，河南连降暴雨，黄河在考城（今河南兰考）决堤，数百万灾民流离失所，灾情急报如雪片般送往京城。此时的周於智，因常年操劳过度、积劳成疾，已经告病回到嶍峨老家调养。朝廷深知周於智熟悉河南水情、治河经验丰富，当即颁下圣旨，特召他赶赴考城主持治水救灾。圣旨送到周家时，周於智正卧病在床，家人纷纷劝他，身体病重，路途遥远，万万不可冒险启程。可周於智看着圣旨，想到黄河岸边嗷嗷待哺的灾民，毅然撑起病体，对家人说：“黄河决口，百万生民危在旦夕，我受朝廷厚恩，更受百姓信赖，岂能因一己之病，置苍生于不顾？”

他不顾众人劝阻，当即备马启程，日夜兼程赶往河南灾区。彼时正值盛夏，暑气蒸腾，路途颠簸，本就重病缠身的周於智，又在路上感染了暑湿，病情急剧加重。当他赶到大梁（今河南开封）时，已经卧床不起，再也无力前行。不到半个月，这位一心奔赴灾区、心系灾民的老臣，便在大梁溘然长逝，终年仅68岁，最终没能亲眼看到考城水患平息。噩耗传到京城，乾隆皇帝动容悼惜，特降圣旨，盛赞周於智“为国家大事赶去救灾，因病而殁，是最勤奋最辛劳的功臣”，特旨加赐按察使官衔，命河南按察使司全程经办其丧事，将其遗体由驿道送归嶍峨故里安葬。灵柩归乡之日，沿途百姓自发设案路祭，哭声不绝。

与兄长在地方躬身为民一样，身居朝堂的周於礼，也始终将百姓疾苦放在心上，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，展现出为国分忧、为民解困的担当精神。乾隆三十年（1765），缅甸北部“莽子”势力侵入云南边陲，侵扰猛棒等土司领地，边境百姓深受其害。次年，乾隆皇帝出师南疆巡查，朝堂之上多有官员主张大举进兵，一并清剿边境部族。唯有周於礼站出来，直言上奏：“勾结贼人肆虐边境的乱党，应当严厉捕缉；而生活贫困、温顺善良的苗民，应当予以安抚，绝不可惊扰。”他的奏疏切中边境治理的要害，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认可，特命他主管办理此事。周於礼领命后，没有一味诉诸武力，而是惩恶与安民并举，一方面严厉打击侵扰边境的乱匪，一方面安抚边境少数民族百姓，减免苛捐杂税，解决民生疾苦。仅仅数月时间，动荡不安的南疆便恢复了安定，百姓得以安居乐业，边境形势大为改观。

刚正不阿，清廉自守，以清白立身处世

正确的政绩观，离不开刚正不阿的风骨，更离不开清廉自守的底线。周於智、周於礼兄弟二人，为官数十载，始终坚守“不贪不占、不徇私情、不攀权贵”的底线，用一身正气，铸就了千古清名。

周於礼为官，向来“耻依傍，不受请托”，哪怕面对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，也绝不退缩半步。一次，他奉旨前往四川主持乡试，车马行至半路，便有无数百姓拥到道旁，跪地喊冤，控诉当地巡抚不遵法纪、巧立名目，肆意加收苛捐杂税、滥派差役，害得百姓家破人亡、民不聊生。随行的官员纷纷劝周於礼，乡试为重，巡抚是封疆大吏，不宜轻易得罪。可周於礼却说：“百姓疾苦，就是朝廷大事，我奉旨出京，岂能坐视百姓蒙冤、官吏枉法而不管？”他当即停下行程，根据百姓的控诉，逐一走访核查，收集了该巡抚贪赃枉法的铁证。乡试结束后，他马不停蹄赶回京城，将所有证据与实情原原本本上奏给乾隆皇帝，最终让这位作恶多端的巡抚受到了应有的惩处，四川百姓无不拍手称快。

而更能彰显周於礼清廉本色的，是“三十匹骡马驮石刻”的佳话。他在京为官三十余年，始终严于律己，清廉自守，哪怕官至大理寺少卿，也依旧家无余财。晚年辞官回乡之时，有人向朝廷举报，称周於礼离京返乡，随行的骡马多达三十余匹，里面装的全是他为官期间贪赃枉法得来的金银珠宝。乾隆皇帝听闻后，当即派人核查，可核查的结果却让所有人都大为意外：这三十多匹骡马驮运的，根本不是什么金银钱财，而是一块块精心镌刻的石刻。原来，周於礼是乾隆年间名满天下的书法大家，他善习行草，取苏轼、米芾诸家之长，笔力雄健，潇洒自如，尤以“脱笔钩”笔法自成一体，作品被时人争相收藏。他将自己书写的《皇帝诰封》《千字文》，以及精心钩摹的唐、宋、元、明历代书法名家的墨宝，都镌刻于青石之上，准备带回家乡传承后世。

乾隆皇帝得知真相后，龙颜大悦，连声称赞周於礼是“真贤臣”，盛赞他“重文不重钱”，当即下旨，令沿途所有官卡不得拦阻，一律准予放行。因这批石刻中有皇帝诰封的内容，等同圣旨，沿途官员无不设香案迎送，这段佳话也自此流传开来。周於礼回乡之后，更是毫无高官架子，严格遵行“文官下轿，武官下马”的礼数，牵马步行入城，遇到乡邻便主动拱手问好，丝毫没有京官的威仪与派头。他还拿出自己的积蓄，修缮乡里的祠堂庙宇，接济贫困的乡邻，深受乡里百姓的敬重。

兄弟二人的清正之风，也融入了周家的家风传承之中。他们为官期间，便为后代立下规矩：从文不能误人子弟，经商不能大秤进小秤出，做人要诚信本分、踏实处世。两百多年来，周家后人始终恪守祖训，秉持“舍小利、顾大局，睦邻里、重家风”的原则，哪怕是邻里之间的宅基地纠纷，也主动退让，留下了峨山版“六尺巷”的美谈。直到今天，周家后人依旧将先祖“勇于为义，隐德担当，孝友传家，世代相延”的家训，刻在心里，代代相传。

周於智、周於礼兄弟为官从政的故事，不仅是一段滇中历史的佳话，更是一面映照为官初心的镜子，告诉世人：所谓政绩，从来不是高官厚禄、名位权势，而是为国为民的担当，是公平正义的坚守，是留在百姓心中的千古清名。正所谓“政声人去后，民意闲谈中”，真正的政绩，永远写在百姓的心里。周家“勇于为义，隐德担当，孝友传家，世代相延”的家风，是兄弟二人一生行事的根基。他们先修身，后齐家，再治国平天下，将家风与政风融为一体，不仅自己成为一代清吏，更将清正之风传于后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