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发甲（1652—1718），字瀛仙，号云溪，清代云南澂江府河阳县（今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市）人，卒谥端肃，后世多尊称其为李中丞、李端肃公。出身孤寒，年少丧父，未成年便入赘本地东门施本惠家，改姓施。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年），李发甲以施发甲之名考中举人，虽会试未第，却未消沉，转而投身教育。他从云南大理、元江府儒学教授起步，历官直隶灵寿知县、监察御史、直隶天津道、福建布政使等职，最终升任湖南巡抚，成为封疆大吏。李发甲作为举人，虽没有取得进士功名，但凭借忠君爱民的情操、干练敏捷的才能和实心行实政的作风，一路超擢，用一生践行了“上不负君、下不负民”的为官誓言，死后被特敕为湖南名宦，入祀贤良祠。

灵寿治县 除患安民

灵寿县地处直隶西部，历来是苦寒之地，李发甲到任之前，当地蝗灾、虎患连年不绝，盗匪横行乡里，百姓苦不堪言、民不聊生。初到灵寿，李发甲没有坐在县衙里听属官汇报，而是带着随从深入山野乡村，挨家挨户访贫问苦，坐在田埂上听百姓诉说难处，把当地的灾情、民情、弊政摸得一清二楚。他在自己的诗作《在灵寿作》中写到“抚字良非轻，职守何敢弛。晨夕抱如伤，每饭怜赤子。”抒发出爱民如子的拳拳之心。

摸清实情后，李发甲立刻拿出了实打实的举措。针对虎患，他召集全县猎户，制定周密的围猎方案，悬赏捕杀猛虎，同时组织村民结寨联防，短短数月便肃清了为害多年的虎患；针对蝗灾，他摒弃了过往“祭神驱蝗”的虚浮做法，亲自带着百姓下到田间地头，教大家深耕灭蝗、挖沟阻蝗的科学方法，组织全县百姓统一行动，一举扑灭了蝗灾，让荒芜的田地重新种上了庄稼；针对盗匪，他严明保甲制度，加强乡勇训练，同时安抚流民、分给田地，从根源上化解了盗匪之乱；针对民生凋敝，他带头劝课农桑，兴修水利工程，让靠天吃饭的田地有了稳定的灌溉水源，同时重修县学、振兴文教，让当地的读书之风重新兴起。

在李发甲的治理下，曾经民不聊生的灵寿县，短短几年便实现了“蝗灾灭绝，虎患尽除，盗匪销声，庶民生活安定改善”，政声远播朝野。《灵寿县志》记载其“勤慎自矢，劝课农桑，振兴学校，士民德之”，用实实在在的举措赢得了百姓的真心爱戴。直隶巡抚李光地听闻了他治理灵寿的卓著政绩，极力向康熙皇帝举荐。康熙皇帝十分器重他的学识与才干，特赐其进士出身，准许他恢复李姓，同时擢升他为监察御史，让他进入朝堂，肩负起整肃吏治、监察百官的重任。

御史风骨 为民发声

升任监察御史后，李发甲始终坚守光明正大、刚直不阿的行事准则，职司弹劾，不避权贵，不徇私情。在任期间，他先后查办、弹劾违法乱纪的案件数十件，哪怕案件牵涉皇亲国戚、封疆大吏，也绝不手软，一时间声震天下，得到了康熙皇帝的嘉奖。

康熙年间，山东遭遇特大饥荒，百姓流离失所、卖儿鬻女，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，可地方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，刻意瞒报灾情，朝中皇亲国戚更是借机囤积居奇、中饱私囊，满朝文武虽心知肚明，却无人敢触怒权贵、直言上奏。唯有李发甲，在实地走访了解灾情后，奋笔写下《赈济齐鲁饥疏》，大胆直言、针砭时弊，一字一句如实历数灾民的惨状，痛斥地方官瞒报灾情、漠视民生的恶行，直言朝中权贵借灾渔利的丑态，冒死吁请朝廷立刻开仓赈济、安抚灾民。

这道奏疏轰动朝野，却也因牵涉时政与皇亲国戚，触怒了康熙皇帝。朝中相关官员趁机落井下石，商议将其革职查办，可康熙皇帝爱惜他的忠直与才干，将革职的谕旨留中不发，只是将他调任口北道道台。即便遭遇此番挫折，李发甲也从未改变直言敢谏的初心，不久后又上《澄清吏治疏》，大胆揭露督抚司道役使属员、勒派索贿的官场沉疴，提出了具体的惩治与防范措施，字字句句直击官场积弊，哪怕因此得罪满朝权贵，也始终坚守原则、为民发声。

调任口北道后，李发甲依旧不改实干本色，不久便升任京东臬台，再升福建布政使司，成为一省民政、财政的主官。在福建任上，他以“孝悌化民、清正率属”为准则，凡事先为百姓着想，实心实政办实事：见当地洪山桥年久失修、百姓出行不便，他带头捐出俸禄，主持重修洪山桥、修建六柱洋亭，让往来百姓不再受涉水之苦；见贫寒子弟无钱读书，他捐出俸禄兴建4所义学，打破贫富差距对教育的阻隔，让寒门子弟也能入学读书；面对官场陋习，他清正率属、严于律己，坚决杜绝贪腐索贿之风。《福建通志》称赞其“凡所施为，俱以实心行实政，风裁凛然”，这份评价，正是他为官初心的最好写照。

湖南抚民 心系苍生

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年），李发甲调任湖南巡抚，正式成为执掌一省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。可他刚到湖南赴任，便遇上了前所未有的考验。湖南连年遭遇旱荒，田地颗粒无收，逃荒行乞的百姓挤满了长沙的街巷，民不聊生。按照清代规制，开仓放粮、动用库银必须先上奏朝廷，得到批复后方可执行，可灾情如火，百姓的性命就在旦夕之间，根本等不起京城的来回文书。

面对嗷嗷待哺的灾民，李发甲没有丝毫犹豫，当即遍谕各州县守令，立刻打开官仓，发放粮食与银钱赈济流民，安排流离失所的百姓重返家乡、恢复生产。有人劝他先上奏朝廷，免得落个“擅动官仓”的罪名，可李发甲却说：“百姓命在旦夕，若等批复下来，不知多少百姓要饿死荒野。我身为一省巡抚，宁可自己担下所有罪责，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百姓受难。”

开仓赈济没多久，大旱之后又逢大涝，长江江水暴涨，冲毁了沿江堤防，常德、岳州、长沙等沿江州县的田地、房屋被洪水尽数淹没，人畜死伤无数，侥幸逃生的老弱百姓呼号奔走，躲进山林之中避灾。面对突如其来的洪灾，李发甲一边下令各州县全力搜救灾民、安置流民，一边当即向藩库借出白银五千两，分派官员赶赴各灾区发放救济，同时带头捐出自己的全部俸禄，购买粮食、衣物，分发给流离失所的百姓，让灾民不至于无家可归、冻饿而死，能够尽快重建家园。

就在他全力赈灾之时，家乡传来了母亲病逝的噩耗。按照清代规制，官员父母离世，必须停职回乡丁忧守孝三年。李发甲悲痛万分，当即停职回乡奔丧，可他孝服未脱，朝廷便下了圣旨，令其夺情起复（中国古代官员在丁忧守丧期间被强制复职），即刻返回湖南主持赈灾大局。一边是生养自己的母亲，一边是受灾受难的百姓，李发甲在母亲灵前长跪不起，洒泪拜别后，便即刻登程赶赴湖南，重新投身到救灾安民的重任之中。他在《下湖南各属教》中，曾对下属官员写下这样的誓言：“若汝等察我李发甲凭高位，向下属伸手，私受贿赂，傲慢骄横，结党营私，即是我自龌龊而责人端方，为千古罪人也。朗朗青天，杲杲白日，愿与诸君子勉力为之！”这份以身作则、严于律己的誓言，他用一生践行到底。

力主分闱 泽被湖湘

在湖南任上，李发甲做的最具远见、也最让后世感念的一件事，便是力促“湖广分闱”，为湖南士子打通了科举之路。元明两代及清初，湖南、湖北虽已分省，但乡试始终集中在湖北省会武昌举行。湖南7府2州的读书人想要赴考，需要跋涉一二千里的路程，更要穿越波涛汹涌、风高浪急的洞庭湖，每年都有考生因翻船溺亡于洞庭湖中，不少家境贫寒、体弱胆小的读书人，宁可一辈子做秀才，也不敢冒此生命危险赴考，湖南的文教发展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限制。

在李发甲之前，两任湖南巡抚都曾两次题请分闱，均被礼部以“旧制难改”为由驳回，此事也成了湖南士子心中多年的憾事。李发甲到任后，深入走访各地书院，亲耳听闻了士子们赴考的艰难与苦楚，毅然下定决心，要为湖南士子办成这件大事。他不顾旁人“前两任都没办成，何必白费力气”的劝阻，亲自撰写奏疏，详细陈述湖南士子赴考的艰险，有理有据地奏请在长沙设立南闱，单独派遣考官主持湖南乡试，让湖南士子不必再冒险横渡洞庭湖。

可这道奏疏递上去后，依旧被礼部驳回。但李发甲没有就此放弃，他深知这件事关乎湖南文教的百年大计，哪怕一次次被驳回，也要坚持到底。短短几年间，他先后三次上疏，反复向朝廷申辩分闱的必要性，哪怕遭到圣旨诘问，也毫不退缩，他的坚持，在朝野上下赢得了广泛的同情与支持，为日后分闱成功奠定了坚实的舆论基础。与此同时，他深知分闱之事非一朝一夕可成，便自己捐出巨资，预先在长沙兴建了规模完备的贡院，即便上疏屡次被驳回，他也将贡院改为湖湘书院，延请名师讲学，培育湖湘学子，为日后分闱做好万全准备。

令人遗憾的是，终其一生，李发甲也没能等到分闱成功的圣旨。常年的劳累与忧思，让他积劳成疾，最终病逝于湖南巡抚任上，年仅66岁。他病逝后，遗疏飞报京城，康熙皇帝感念他一生清廉正直、忠心尽职，特下旨赐祭葬，准许其入祀名宦、乡贤二祠，湖南士民更是为他修建专祠，世代祭祀。而他心心念念的湖广分闱，在他病逝仅五年后，便迎来了转机。雍正皇帝降旨，正式允准湖广分闱，在长沙设立湖南乡试考场，而李发甲当年捐建的贡院，正是湖南首次乡试的举办场所。

这座贡院，历经数百年风雨，其旧址至今仍是湖湘文化的重要象征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湖湘学子，为湖湘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后世湘阴名士郭嵩焘，曾在为《李中丞遗集》作跋时，盛赞他的功绩与才学；乾隆年间文渊阁大学士陈世倌，更是在为其文集作序时，将他与杜甫、韩愈并举称颂。这份跨越百年的赞誉，正是对他“功成不必在我，功成必定有我”的政绩观，最好的肯定。

李发甲虽无进士功名，却凭借着忠君爱民的赤诚、干练敏捷的才干、实心行实政的作风，一路超擢，用一生践行了“上不负君、下不负民”的誓言。他始终把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第一位，急民之所急、疏民之所困、解民之所难。他不尚虚功、不图虚名，《云南通志》称其“励精勤治，所居移化，名列循良”，正是对他崇尚实干的最好注解。他不避艰难、不避权贵、不避风险，这种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的担当，正是为官者最珍贵的品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