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云南玉溪华宁，一座始建于嘉庆年间的刘氏祠堂，历经两百余年风雨，依然静静矗立。祠堂所纪念的，是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的廉吏、学者刘大绅。这位被嘉庆皇帝朱批“好官可用”、被山东百姓呼为“刘青天”的七品官员，用一生的行止，诠释了何为正确的政绩观，留下了一段段穿越百年依然动人心弦的为官故事。

刘大绅（1747年－1828年），字寄庵，自号潭西老人，祖籍江西临川，其曾祖一辈落籍云南宁州（今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），因此他生于华宁一个世代书香的门第，祖辈素有“文名在邦国、直声在闾里”的美誉。自幼受家风熏陶，刘大绅勤学苦读，工于诗古文词，于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年）考中进士，自此踏入仕途。

他的仕途生涯，大半在山东度过。从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年）授山东新城（今桓台）知县起，他历任文登、朝城、曹县知县，后升任青州府同知、武定府同知，在山东的州县之间辗转二十余年，始终身居七品，未曾高居庙堂，却把官声刻在了百姓的心里。嘉庆十年（1805年），他以母亲年老为由辞官归乡，后受云贵总督伯麟聘请，掌教云南最高学府五华书院，成为滇南一代名师。道光八年（1828年），刘大绅逝世，享年81岁，身后从祀乡贤、名宦二祠，《清史稿》专为其立传，一生行止，青史留名。

初仕新城：旱涝之中守初心，万民遮道留清官

乾隆四十八年，36岁的刘大绅带着一腔“为官当利民”的抱负，来到山东新城县就任知县。可他刚一到任，就遇上了当地连续三年的大旱。目之所及，土地龟裂，禾苗尽枯，饥民流离失所，饿殍遍野，这对初入仕途的刘大绅而言，是一场极为严峻的考验。

面对绝境，刘大绅没有丝毫退缩，更没有把灾情当成向上级推诿塞责的借口，而是把救民于水火当成了头等大事。他一边连夜撰写奏折，向上司禀报灾情、恳请拨银赈济，一边不顾旁人劝阻，打开官仓平价售粮，缓解百姓的燃眉之急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捐出了自己全部的俸禄，在新城兴庆寺前和城隍庙内开设粥厂，每日为饥民施粥，救活了无数濒临死亡的百姓。在他的感召下，当地的存粮大户纷纷动容，或捐粮、或借米，接济乡邻，新城的灾情得到了极大缓解。

旱情刚有缓解，蝗灾又接踵而至。荆家、起凤一带蝗蝻遍地，啃食仅剩的庄稼。面对灾情，刘大绅没有坐在县衙里发号施令，而是亲自带着干粮、背着水壶，率领吏民奔赴田间扑打蝗虫。他和百姓同吃同住，喝井水、啃粗粮，昼夜操劳，连容貌都憔悴了许多。百姓见知县大人如此身先士卒，无不感奋，不用督促便同心协力，很快就扑灭了蝗灾。

在新城任上，刘大绅始终坚守着“清方明敏，洁廉自刻”的人生信条。他生活极为节俭，日常用度每日不超过百文钱，每顿饭只吃一碗米饭，偶尔多加两个小菜，就算是丰盛的宴席。县衙里的器物陈设，简陋得如同贫寒读书人的居所，丝毫没有县官的排场。有百姓感念他的恩德，拿着自家种的瓜果蔬菜送到县衙，他要么坚决推辞不收，实在推辞不掉，就必定付给远高于市价的银钱。他还在县衙会客书房的正门上，写下了“无私任客到，有弊向余陈”的对联，以此明志。他断案公正无私，从不徇私枉法，当地积压多年的沉冤旧案，纷纷得到昭雪，一时间诉讼锐减，风气为之一清。

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年），朝廷下旨，将刘大绅调任曹县知县。消息传开，新城百姓瞬间慌了神，他们舍不得这位一心为民的好官。先是数百名乡绅百姓赶赴布政使衙门，跪地哭求让刘大绅留任，却未获准许。就在百姓无计可施之际，恰逢钦差和道员过境新城，数千名百姓手执香炷，自发围堵了官道，跪在路边哭着哀求，恳请留住刘知县。当时已是日暮时分，百姓手中点燃的香炷，在旷野中如同万点星光，场面撼天动地。上司见民心如此，终究无法违逆，只得准许刘大绅再留任新城一年。

一年之后，刘大绅终究要赴曹县上任，离任之日，数千百姓沿路相送，挥泪拜别。当地士绅精心绘制了《新城遗爱图》数十幅，连同诸多礼物一同送给他，刘大绅当众将礼物和画作尽数焚毁，婉言谢绝。可当一名衣衫褴褛的乞丐，拿着一文钱前来相赠，他却郑重地双手接过，珍而重之地收了起来。在他心里，百姓的心意，无论贫富，都重逾千金。后来，新城百姓还专门绘制了十九幅《遗爱图》，一笔一画记录下他在新城的德政，代代相传。

治政曹县：敢逆上命护生民，两县百姓赎清官

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年），刘大绅正式就任曹县知县。彼时的曹县，灾情比新城更为严重，百姓流离失所，生计无着。可他刚到任，还没来得及推行赈灾举措，就接到了河督的檄文，要求曹县征调一万名役卒，前往抢修赵王河的决堤。

按照当时的惯例，征调民夫修河，多是强行摊派，不仅不给酬劳，还常常耽误农时，民夫逃亡、染疫而死的事屡见不鲜。刘大绅深知百姓疾苦，没有强行征发，而是把所有应役的百姓都召到县衙，好言抚慰、温语勉力，定下了“以工代赈”的规矩：所有参与修堤的民夫，都能领到丰厚的雇值和口粮，足以安顿家中老小。这一举措，既完成了河督交办的修堤任务，又借着修河赈济了受灾的百姓，公私两利。最终，赵王河河堤仅用两个月就顺利竣工，上万名民夫，无一人逃亡，无一人因疾疫而死，创下了当时河工里的奇迹。

河堤刚修完，河督的第二道檄文又到了，要求曹县在限期内缴纳三百万斤秸料，用于修缮河防。可当时正值秋收时节，全县百姓都忙着收割庄稼，若是强行征调秸料，必然要耽误秋收，来年百姓的生计就没了着落。刘大绅心急如焚，立刻上书河督，恳请宽限时日，等秋收结束再行征收。可他的请求不仅没被准许，反而招来了河督的严厉斥责，催缴的命令越来越急，甚至放话，若是逾期未交，就立刻罢免他的官职，另派官员接任。

曹县的百姓听说了这件事，生怕这位一心为他们着想的知县因此丢官，纷纷奔走相告，家家户户争先缴纳秸料，不用官吏上门催缴，不到规定的期限，三百万斤秸料就全部集齐，连河督都为之震惊。

还有一次，刘大绅巡行乡间，听到路边的百姓聚在一起诉苦，说粮食价格暴跌，银子价格飞涨，可田赋的征收期限马上就要到了，实在无力缴纳。看着百姓满面愁容，刘大绅于心不忍，当即对百姓说：“大家不用急，等粮食卖上了好价钱，再缴纳田赋也不迟。”

这句话，给了百姓喘息的余地，却给他自己招来了大祸。上司得知此事后，勃然大怒，以“擅作主张，违逆征期”的罪名，弹劾刘大绅，要将他罢官免职，还专门派了“能吏”前往曹县，代替他征收田赋。曹县百姓得知消息，害怕失去这位好官，家家户户奔走相告，无论贫富，都争相缴纳田赋，运送钱粮的百姓在道路上络绎不绝，短短十天，当年的田赋就全部缴纳完毕。等上司派来的代征官员到曹县时，县衙的粮仓银库早已满盈，无赋可征。

可上司终究是嫉妒刘大绅在百姓中的声望，又生出了新的刁难：限期让他催收曹县前两年因灾拖欠的五万两赋银，扬言若是到期收不齐，就立刻将他罢官。面对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曹县百姓再一次用行动护住了他们的父母官。家家户户哪怕变卖田产、典当衣物，也要凑齐银两缴纳，毫无怨言。没过多久，历年拖欠的赋税就全部缴清。刘大绅看着满城百姓的付出，忍不住热泪盈眶，写下了“万千人心同一心，长安市上叹未闻”的诗句，他深知，这世间最珍贵的政绩，从来不是上司的褒奖，而是百姓的真心。

可即便刘大绅如此深得民心，还是没能躲过官场的构陷。最终，他还是被以“擅命稽违赋期”的罪名，削去官职，判处戍边。消息传开，新城、曹县两县的百姓无不悲愤，他们自发组织起来，家家户户踊跃捐钱，就连贫寒之家，也拿出了自己仅有的积蓄，最终凑齐了银两，远赴京城为刘大绅赎罪，让他得以免除戍边之苦。

被赦免归来的刘大绅，看着两县百姓的深情厚谊，百感交集，挥笔写下了《赎归引》一诗，其中一句“出关何时无，入关亦时有。谁知七品郎官归，赎自两县百姓手”，道尽了他心中的感慨，也写下了中国古代官民关系里，最动人的一段佳话。

临危受命：破除迷信灭蝗灾，躬身实干解民忧

刘大绅的仕途，几经沉浮，可无论身处何地，身居何职，他那颗为民之心，从未有过半分改变。

嘉庆八年（1803年），山东登州、莱州一带爆发严重蝗灾，铺天盖地的蝗虫席卷农田，麦苗被啃食殆尽，百姓颗粒无收。与此同时，黄河决口，运河水涌入大清河，洪水泛滥，百姓流离失所。危急关头，刘大绅被调任武定府（治所位于今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，辖惠民、阳信、乐陵等九县及滨州。）同知，肩负起灭蝗赈灾的重任。

他赶到武定府时，眼前的景象触目惊心：蝗虫遮天蔽日，啃食麦苗的声音，半里之外都能听得清清楚楚。可当地的百姓，却只是对着蝗虫焚香祈祷，不敢动手捕杀。原来，当地百姓深受迷信思想影响，认为蝗灾是“天怒降灾”，蝗虫是“神虫”，若是捕杀，只会招来更重的天谴，只能任由蝗虫啃食庄稼。

看着百姓守着绝收的农田，却不敢动手自救，刘大绅心急如焚。他没有强行下令百姓捕蝗，而是用最直接的方式，破除了百姓的迷信。他当着全乡百姓的面，让人架起油锅，亲手抓来蝗虫，扔进滚热的油锅里炸熟，然后当众吃下，还让身边的官吏一同食用。吃完之后，他对着百姓朗声说道：“蝗虫不过是啃食庄稼的害虫，绝非什么神虫。若是真有天谴，全都由我一人承担，与诸位无关。今日我们不杀蝗虫，来年就要饿肚子，只有亲手灭了蝗灾，才能保住我们的口粮！”

看着刘大绅以身示范，百姓心中的恐惧瞬间消散。大家纷纷拿起筛子、粪箕等农具，跟着刘大绅奔赴田间，捕捉蝗虫，架起大火焚烧。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，铺天盖地的蝗灾，终于被彻底扑灭。随后，刘大绅又马不停蹄地奔赴洪水灾区，制定了详细的赈灾章程，为受灾百姓发放衣食，妥善安置流民，修缮损毁的房屋堤坝，让百姓得以重建家园。经此一事，武定府的百姓，都发自内心地称呼他为“刘青天”。

哪怕是面对顽劣的地方豪强，刘大绅也始终坚持以德化人，而非以权压人。他代理冠县知县时，当地有个土豪，常年拖欠赋税，历任知县都拿他毫无办法。刘大绅到任后，没有派人上门强征，也没有将他抓入大牢，而是借着巡查庄稼的机会，来到了土豪家中，温和地问他：“你迟迟不缴赋税，是家里没有钱吗？”土豪点头称是，刘大绅便当场拿出自己的银两，替他缴清了所欠的赋税。到了秋天，这个土豪又拖欠赋税，刘大绅再次得知后，甚至典当了自己的衣服，又一次替他代偿。一来二去，这个横行乡里的土豪，终于被刘大绅的德行深深感化，当场跪地认错，此后终身再也没有拖欠过一分赋税。

辞官归里：杏坛育才传正道，初心不改留清名

嘉庆十年（1805年），在官场沉浮二十余年的刘大绅，早已看透了官场的浑浊，不愿再与世俗同流合污，便以母亲年老需要奉养为由，毅然辞官，回到了故乡云南华宁。他在县城西边的青龙潭旁，建了一座茅屋，取名“潭西草堂”，自号“潭西老人”，从此绝意仕途，过上了归隐田园的生活。

可他的才华与德行，终究不会被埋没。嘉庆十八年（1813年），云贵总督伯麟仰慕刘大绅的学识与人品，专程登门聘请他，出任云南最高学府——五华书院的山长。在此之前，五华书院的山长，历来都由翰林学士担任，刘大绅虽为进士，却未曾入过翰林院，因此当地有些轻薄的士子，便想刁难他，试试他的真才实学。他们借着一位达官贵人的孩子满月设宴的机会，邀约了数十人，一同上门请刘大绅写贺联。没想到刘大绅从容不迫，提笔就写，一口气写完了数十副对联，副副对仗工整、笔墨秀劲、妙趣横生，在场的人无不叹服，再也无人敢轻视这位非翰林出身的山长。

当时的五华书院，士风卑靡，学子们终日只钻研应付科举的八股文，除了干禄之文，不知有实学。刘大绅执掌书院后，彻底改变了这种风气。他以经、史、诗、古文教授诸生，教导学生“务践修德行，戒无以记诵词章诡取功名”，告诉学子们，读书的根本，在于修身立德，而非投机取巧考取功名。他亲自为学生授课，逐字逐句修改学生的诗文，还精选学生的优秀诗作，刊印成《五华诗存》，广为流传。

在他的悉心培育下，五华书院学风丕变，人才辈出，其中尤以戴䌹孙、杨国翰、池生春、李於阳、戴淳五人最为出众，被世人称为“五华五子”。刘大绅亲自为他们选订诗集，撰写序言，刊印了《五华五子诗选》，开创了云南教育史上，老师为学生整理出版诗集的先河。他在五华书院掌教八年，桃李满天下，为云南的文化教育事业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被誉为滇南一代文宗。

道光八年，刘大绅在家乡华宁逝世，享年81岁。他去世后，不仅入祀云南乡贤祠，还入祀了他曾任职的山东多地名宦祠，一生德行，被两地百姓共同铭记。

《诗经》有言：“靖共尔位，正直是与。”这句话正是刘大绅这位一生未曾高居高位的七品官员最好的写照。他启示我们，为官者，无论职务高低、权力大小，只要把百姓放在心上，百姓就会把他记在心里；只要把政绩刻在民心上，就能跨越百年时光，依然被世人铭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