彭寂宽给孩子们立下十一条准则：待人要温和有礼；对长辈要尊敬；爱护比自己年幼的伙伴；要有骨气和志气；不轻易接受别人的财物；不打人不骂人；不说谎；不饮酒抽烟；不赌博；早睡早起；要有远大目标，不只看眼前利益。如有违反，严加责罚。

聂耳家风的来路，是四句话：志气立身，坚忍守家，仁爱济世，义勇为国。

□ 时遂营

玉溪师范学院聂耳和国歌研传基地的拐角，立着一座铜像。母亲坐在矮凳上，脚边一副药碾子，手里捧着一本书，低着头。孩子依在膝边，攥着一支竹笛。身后墙上，是两个红字：哺育。

我在这个基地做事，每天从这座铜像面前走过。这位母亲叫彭寂宽，孩子叫聂耳。他们的故事，我在讲台上讲了许多遍。

1923年11岁的聂耳与母亲彭寂宽合影。（资料图片）

可每次到这里，还是要停一停。铜像只塑了一个瞬间，那个瞬间之后的事，它一句也没有讲。

它没有讲的那些年，要从一盏灯说起。

成春堂的药铺，天一黑就关了门。老昆明的甬道街，白天是条人来人往的街，到了夜里，只剩街边屋檐下一盏盏昏黄的灯。成春堂灯下摆着一副药碾子，一个妇人坐在小板凳上，脚踏碾子，铁轮滚过药材，沙沙地响，像落雨。她一边碾，一边低低地哼着一支调子。那调子是老玉溪的民谣，还是峨山的山歌，孩子们分不清，只觉得好听。碾槽里的药越碾越细，她嘴里的调子始终没有断。

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，也是这间药铺的女主人。那支低低的曲子，日后从昆明一路飘到上海，落进码头工人的号子、纱厂女工的哭声、街头报童的吆喝里。而它的源头，不过是成春堂深夜里，一个母亲一个人的哼唱。

曲子之外，她给孩子们立下十一条准则：待人要温和有礼；对长辈要尊敬；爱护比自己年幼的伙伴；要有骨气和志气；不轻易接受别人的财物；不打人不骂人；不说谎；不饮酒抽烟；不赌博；早睡早起；要有远大目标，不只看眼前利益。如有违反，严加责罚。

两条最要紧：一条是“要有骨气和志气”；另一条是“要有远大目标，不只看眼前利益”。一条指向脊梁；一条指向远方。

志气立身：我是穷有穷的志气

1916年7月，成春堂的男主人走了。

那年，聂耳不过四岁。他长大后，在自述的年谱里，写下了那个七月：“悲楚的哭声无时不在我的耳旁荡漾着……我伏在妈妈的膝上一面安慰着她，但我总忍不住地哭喊起来‘爸——爸！你真的死了吗？’那时我还未满四岁啊！”

年谱写到这里，他添了一句，像是替自己的一生确立了方向：“爸爸的死，决定了我这一生的命运，指示给我应走的道路。”

家里的重担，落在了母亲彭寂宽肩上。她是傣族，娘家在峨山，她的父亲属于哀牢山脚下的花腰傣，从元江来，早年只身来到峨山落脚、成家。花腰傣有语言，没有文字，族中“喊月亮”的祭祀，只有女人能参加。

彭寂宽本可以一生只识得山歌，却偏偏想认字。他的哥哥上了私塾，她躺在床上，听哥哥在灯前背书，一句一句偷偷跟着默念。她不敢出声，怕人听见，一个女娃子想读书，是要挨骂的。白天没人看见，就把书揣在怀里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指着猜。出嫁之前，她读完了《百家姓》《三字经》《增广贤文》，还有“四书”里的《大学》。这股子劲，日后全用在教育儿女上。

后来，彭寂宽嫁给了新兴州有名的中医聂鸿仪。光绪末年，聂鸿仪听朋友说“大地方比小地方好谋生”，便带着全家迁居昆明，在甬道街租下一所房子，挂起了成春堂的招牌。

两个人住在同一屋檐下。汉家的儒医，傣家的山歌，一间药铺，一个家。

聂耳年谱里留着一句，是母亲后来反复讲的话：“莫说遗产没有，就是几角钱都没有留下。”

孤儿寡母，门庭败落。天灾、兵祸、苛税、欺凌之苦，那些年，彭寂宽一样样都尝过。那时节，一个寡妇人家，稍一松劲，药铺就保不住，四个孩子就养不活。

她没有软。

对孩子们，她说得最重的一句话，儿女们记了一辈子：“这个家、这个窝，虽然说没有金子、银子，但是要有骨气、志气。”房子可以小，日子可以穷，人不能活得窝囊。

要撑住这间药铺，彭寂宽得先撑住自己。旧规矩里，女子不得行医，她偏去考证。灯下翻烂了几本医书，她考取了中医资格，成了昆明城里头一个女中医。一个寡妇，抛头露面行医，是要遭人白眼的，但她还是义无反顾。她要撑住的，是“成春堂”三个字立下的口碑。

晚年，有人去访问她。她的说法更直白：“我是穷有穷的志气，劳动有劳动的骨气，我不让他们羡慕那些‘官派’的豪华的生活。”

彭寂宽亲手为聂耳制作的识字卡片。（资料图片）

她尝过不识字的苦，就把“认字”当成最要紧的事。聂耳还没上学，她已经教会他认识了很多字。夜里，她把纸裁成小方块，亲手一笔一画写上一个字，写完，摊在灯下。聂耳蹲在桌边，一个一个认。认错了，她不说，只把那个字往他跟前推一推。没钱买书，她就自己写字、自己教。

聂耳则把同学的课本借来，用家里包中药的废纸，一页一页地抄。别人有书，他有手。

坚忍守家：妈妈，我不冷

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，云南军都督府为增加财政收入，把出租的公房都加了租。聂家这一院，涨了将近一倍。父亲聂鸿仪去说了几回，没人理睬，只好搬家。后来寻到藩台衙门边上一院平房，前铺后屋，临街能开药铺，租金便宜。

家里的难处，孩子们也懂。每到寒假，弟兄几个就上街找零活。聂耳的点子最多：快过年了，乡下人进城，总要买副春联，不如摆个写字摊。于是在昆明南城的三市街，一张小桌，几支毛笔，聂耳替人写春联，挣几个铜板，贴补家用。平日放学后，他还在家门口摆个小摊，卖母亲做的药木瓜、山楂膏。卖得的钱，一文不少交给母亲。

在昆明的那些年，冬天很少下雪，可有一年，雪下得出奇地大。聂耳穿得单薄。母亲看着心疼，拦住他，说今天别去上学了。他反过来安慰母亲，搓着手，哈着白气说：“妈妈，我不冷。”说完就出了门，踏着雪，去上学。雪落在肩上，落一层，他掸一掸。走一段，回头看一眼。雪在脚下一声声响。门口，母亲还站着。

母亲整日奔波，聂耳看在眼里。见她愁眉不展，他就踮起脚，用一双小手给她捶背。他知她是为日子发愁，便摸着她的脸，说：“妈妈，您家莫难过了！我听您家的话。等我长大了，挣钱来养活您家。”

说罢，又摇着她的身子，非要她笑一个。流着泪的母亲，就这样被他逗笑了。

白天，母亲诊病、碾药。那一双手，碾过药，写过方，缝过衣，翻过书。手上有药味，也有墨痕。儿子认字，是从这双手上认起的。

药碾子一圈一圈地转，她哼着小调，唱给围在膝边的孩子们听。她照着木刻的故事书，讲一句，唱一句。《安安送米》《孟姜女哭倒长城八百里》《董永卖身》……孩子们听得发怔。聂耳脸上时而喜，时而怒，听到好人受屈，还会落下泪来。夜里关了店，她就在灯下做针线活，带着疲乏的睡眼瞧望床上熟睡的儿女，一针一线地还得挣扎下去。

再冷的日子，屋里也还留着一个暖和的夏天，苦日子是这样过下来的。家里什么都守不住，歌声守住了。

玉溪是歌舞的乡土，秋收一过，搭台唱花灯，一唱几夜，彭寂宽年轻时，就是唱花灯的好手。花灯调顺着她的嗓子，早早种进了儿子的耳朵。

有一年暑假，彭寂宽领着聂耳弟兄三个回峨山看望外公、外婆。山路僻静，听说有土匪出没，她怕得不敢走。聂耳也怕，却摘下一片树叶，吹起花灯调《玉娥郎》给母亲壮胆。林子里真走出几个人，看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又退了回去。到外婆家，他们都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那几年，家里实在撑不住，为了聂耳不失学，彭寂宽把八音钟卖了，那是她最心爱的物件。到了晚上，再也听不见报时的钟声，屋里静得难受。她眼里噙着泪，说那是他们爸爸留下的念想。几个孩子都很难过，最小的那个倒想得开：只要我们认真读书，母亲就比什么都高兴。

当掉的是一架钟，守住的，是一个家往前走的那口气。

彭寂宽信佛。每天料理完药铺和家务，她总要在佛堂前静坐念经，把一家人的盼头，寄托在菩萨身上。年少的聂耳却不信。他问：“妈妈，您嘴里说些什么？向谁讲话？”母亲指着墙上的一张观音像说：“那就是菩萨。”聂耳听了，笑起来：“妈妈，您哄我。那是一张画，她的耳朵咋个会听得见您念经呢？”

他这一问，母亲答不上来。她曾跪在佛前，求的是一个家的平安。而撑住这个家的，是她自己。

仁爱济世：把药抓给了他

药铺门口挂着“成春堂”的匾。聂耳的父亲聂鸿仪，玉溪州城来的名医。灯下，他把医学“三字经”一句一句念给妻子彭寂宽听；得空带她上山认草药，哪味是柴胡，哪味是当归。药方之外，他留下一句话：“医者，救人的人。”这句话，彭寂宽记了一辈子。

药铺的门槛不高，穷人的脚也迈得进来。

家规不是挂在墙上的。聂耳要买书，当着客人的面向母亲要钱，客人替他把钱付了。客人一走，母亲把他狠狠责备了一顿：这是变着法儿向客人讨钱。从那以后，聂耳再不敢当着人向母亲要钱。有时客人在座，又急着用钱，他就把两只手背到身后，走到母亲跟前，手指一翘一翘地示意。母亲看懂了，一声不响，把钱塞进他手里。

“不轻易接受别人的财物”这一条，说的是穷人家的体面。人穷，手不能短；家贫，心不能贪。

1920年，聂耳八岁，母亲一场大病，眼看不行了。请来的医生都摇头，家里连后事都备下了。是父亲生前的好友郭大夫赶来，用一味大凉的药，把她抢救回来。

命，没有值不值得救这一说。

为这一场病，家里四处借钱抓药，聂耳把每一笔借款记在本子上。他说：“这些钱以后一定要还清。即使现在还不起，将来长大了，也是要还清的。”两年后，母亲缓过来，照着账本，一户一户把钱还了，又让三个儿子挨家挨户作揖道谢。

成春堂的匾额下，还有一条老规矩：朔望奉送。每月初一、十五，就送一些家常用药给穷人，分文不取。这条规矩写在广告纸上，是父亲立的，父亲走了，母亲照常。药铺的进项一直不多，逢初一、十五，送药还是照样不收钱。她一个人撑着一间药铺。

遇上穷苦的病人，彭寂宽免费诊治，或者只收一点药材本钱，有时还接济一顿饭。她治疮疡有一手，四乡八里的人，都慕名找来。

还有一回，她刚生完孩子没几天，人还虚着。丈夫出诊在外，楼下有人叩门。她扶着栏杆下楼，坐进柜台后那把椅子，搭脉，开方，抓药。药包递出去，来人要走，她也没多说什么。人走了，她才扶着墙，一级一级上楼。

有一夜，药铺快关门了。只点一盏灯，她在灯下对账，算盘忽然停了，药柜那头有响动。她端灯过去，见一人蹲在柜脚，怀里抱着两包药，纸都揉皱了。裤脚是湿的，鞋边一圈泥，手背裂着口子。她的眼睛在那只手上停了一下。

遇到这种事，该扭送，该责罚。她都没有。灯放在柜台上，她站两步外，问：“哪里不舒服？”他把脸一偏，半晌才说：“不是我，是我女人，病重。”

灯光照到那人怀里。纸包里露出的两味药，她一眼认得：三七、人参。药柜里最贵的，就是这两味。她把药接过来，摊在柜上，一样样看过，转身开柜，抓了两服药，包好，系上绳子，递过去。

那人接了药，站着没动。她没问他姓什么，也没问他住哪里。屋里只剩戥子起落的声音，匀匀的。

在她眼里，站着的先是一个人，其次才是一个贼。

药是抓给穷人的，歌是写给穷人的。两代人，一件事：把穷人当人。

义勇为国：肯定会有这样的人

聂耳在求实小学读高小。这所小学没有校舍，借了孔庙的名宦、乡贤两祠上课。才一个多月，孔庙管理部门以修缮为名，要他们搬出去。房子修好，大门却锁上了，不让师生搬回去。

他们说，有碍孔子尊严。

孔庙不能办学。同学们东奔西走，只好在租来的屋子里上课。聂耳约了很多同学，说：“他们这样无理，不让我们读书，我们应该和他们争，一定要把学校要回来！”最终，校舍争回来了。

原求实小学的创办人、校长苏鸿纲，后来写过一篇《回忆聂耳同志早年事》。文章一开头，他就说：“聂耳同志小时候就具有正义感和与恶势力斗争的精神。”那场争校舍事件，苏校长一直记着：“我们终于在这些热心同学的支持下，取得争执校舍的胜利。学校感于聂耳同志的正义行为，曾发给一号褒状鼓励他。”

也是在那些年，滇越铁路昆明段出了事：一个农村孕妇买不起车票，被法国人从车厢里丢出来，摔死了。昆明的市民很愤怒。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借这件事，掀起一场反帝斗争。第二天，巫家坝机场空军学校的学员聚起来，摇动小红旗拦下火车，把几个法国鬼子狠狠揍了一顿，全市市民拍手称快。

几个同学议论这件事。有人问聂耳：“小聂，如果当时你在场要怎么办？”他慷慨激昂：“我要是空军学员，定是摇小红旗的那一个。我们不仅要揍他们，还要把这些洋鬼子通通赶出云南，赶出中国！”

那年，全城学生上街示威，队伍被冲散了。人群散开的时候，同学拉聂耳躲。他没动。人潮退过之后，同学回头找他，他还站在原处。有人问他，为什么不避一避。他说：“怕那样？如果军阀蛮横开枪，死就死嘛！我们要用一腔热血来唤醒民众。”

看见该做的事而退缩，不仅是没有胆，还是没有义。义是勇的魂。

这番话，他没有说给母亲听。

十六岁那年，聂耳考进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。放榜后，他吹着口哨回家，一步一步把脚尖踮得高高，进门就喊：“妈妈！我已经考取了，您高兴吗？”母亲心里一乐，随即又想到保证金和书本、铺盖，都要钱。她没让他看出来，只笑着把他拉到身边：“妈妈很高兴。”

学生时代的聂耳。（资料图片）

1928年，聂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十八岁，为躲避抓捕，他要离开昆明。走的头一天，他和三哥聂叙伦一清早上了西山，他带着小提琴。西山他常去，和翠湖、圆通寺一样，都是他练琴的地方。那天风大雨大，亭子外头哗哗地响，三哥劝他别拉了。他说，风雨声和着琴声，音乐更好听。他拉了《最后的玫瑰》。最后，拉的是《马赛曲》。

多年后，聂叙伦讲起那一天，说他听着听着，喃喃念了一句：“如果中国也有人能够谱写出像《马赛曲》这样的曲子，该有多好。”

聂耳答得很干脆：“中国肯定会有这样的人的。”

那天晚上，家里给他饯行。母亲弄了几样他爱吃的菜，跟他说：“你只要有决心，有志气，总能闯出一条大路来。”雨下个不停，一家人坐着，谁也不开腔，只闷头夹菜。聂耳忽然站起来说：“今天我们应该高高兴兴，大家为我去上海干一杯，好吗？”

吃完饭，他发酒令，教大家玩“塑泥菩萨”，他喊一声“停”，谁都要僵住不动，夹菜的、说话的、张嘴的，都是一个样子，像庙里的菩萨；谁先笑，罚酒一杯。一屋子人，先前还躲着彼此的目光，后来笑得直不起腰。

同院住的女孩要他拉琴。他拉了《苏武牧羊》《昭君和番》，最后拉《梦幻曲》。琴声一起，谁也没忍住，都哭了，他的泪珠一滴滴落在琴上。二姐问：四弟你怎么哭了？他说：哪个哭了？你们看看自己才哭了。他把手指上的泪朝二姐脸上一弹：谁再哭，我就把这眼泪酒敬给他。屋里又发出一阵笑。

他非走不可，昆明有黑名单等着他。母亲用一根脊梁撑住了一间药铺；往后，他要用同样的脊梁，去撑起更大的事业。

他冒雨去了朋友家，没在家睡。第二天，他走了，去了上海。

尾声：生聂耳的是我，培养聂耳的是共产党

1932年6月28日，二十岁的聂耳，在给昆明的母亲的信里说：“我一向总是抱着一个正当宗旨：我是为社会而生的……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。”

第二年端午节，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：“我不愿把一分一秒有用的光阴耗之于无聊。音乐、戏剧、电影，便是我一生的事业，我愿在这一生里去研究、学习……”在这封信的末尾，他还托三哥收集家乡的调子：小调、洞经调、山歌、滇戏牌子，都要。母亲哼过的那些调子，他要一一收集起来。

1933年，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。经赵铭彝、田汉介绍，夏衍监誓，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田汉后来回忆：“他是那样地仰慕党、寻求党。他说他决心很好地学习，把他的才能贡献给党。”

成春堂的孩子，一路走到了上海滩。“义勇”两个字，是他走这条路的理由。

歌词是田汉写的，词刚交出去，他就被捕了。1935年春天，上海霞飞路1258号，三楼一间小屋子里，聂耳拉琴、踱步、高唱，唱来唱去，总绕回第一句：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！”

起来。起来。

屋里静下来。聂耳听见的，是另一个声音：云南的老屋里，母亲深夜碾药，铁轮滚过药材，沙沙地响，像落雨。灯下那双手，他记得。碾槽转一圈，手就挪一下。一圈，又一圈，匀匀的，从没停过。聂耳抬起手，在桌上打拍子，一上一下，也是匀匀的。

那声音低低的，像呻吟。长城那边，义勇军的吼声，一阵一阵传过来。

聂耳要把这声呻吟，唱成一声“起来”。曲子在上海写成。定稿是他从东京寄回来的，一张手写的谱。1935年7月16日，他在日记里写下最后一行字：“明天开始新计划，随时不忘的是‘读书！’‘拉琴！’”

第二天，日本鹄沼海滨。聂耳溺水而亡。时年二十三岁。

那年冬天，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游行队伍里，学生们唱起了这支歌。前进！前进！前进！进！写它的人，已经死在夏天了。

消息传回昆明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彭寂宽又撑了二十一年。

1953年，征集聂耳遗物的人第一次登门拜访。他们见到的，是一位七十出头的老人：“身体硬朗，精神乐观，衣着整洁得体，端庄朴素。”

1955年，七十三岁的她提起儿子，说的却是另一句话：“生聂耳的是我，培养聂耳的是共产党。”

第二年的冬天，她去世了。去世前，她一直守着那块匾，守着那副药碾子。她的几个孩子，是她一个人养大的，其中一个，写下了中华民族的进行曲。

这个家的家风没有断。她带大的四个孩子，都读书成人；再往后，孙辈散居在北京、昆明，各有各的营生，各有各的立身之处。一间药铺里养成的那点骨气，已经传给了下一代。

她的那句话，一直传着：“这个家、这个窝，虽然说没有金子、银子，但是要有骨气、志气。”许多年过去，甬道街聂家租住的老屋也拆除重建。今天再听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很少有人会想起那间药铺。可家风不在别处，就在母亲教孩子的那几件小事里：要不要拿别人的财物；说不说谎；早起不早起……

家风是活出来的，不是训出来的。一个民族的样子，也是这么活出来的。

聂耳和国歌研传基地拐角处的那座铜像还在，年轻人一茬一茬地来，在铜像前站一站，走了。

有一回，一个学生在彭寂宽的铜像前站了很久，问我：她那时候，怎么笑得出来？

我没答上来。

后来我在讲台上讲述“聂耳和国歌的故事”，讲到了聂家养女聂丽芳讲的一句话：“有一次我们见她哼着花灯出门，等她回来才知道是出去借米。”米是彭寂宽借的，调子却是她自己的。

讲到了夏衍写聂耳的那篇文章，收尾有这样一句话：“我仿佛又听到了聂耳同志的笑声。聂耳同志笑得更爽朗了。”

我讲着讲着，就明白了：唱这支歌的，都是她的孩子。

彭寂宽教给聂耳的，是“不低头”；聂耳留给一个民族的，是“起来”。母亲和国歌，在这里接上了。

成春堂的药碾子早停了。可国歌一响，它就又转了起来。一个母亲的指纹，藏进了整个民族的歌声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