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 时遂营

国歌首句“起来”，“起”，一个字定了调，也划出一条路。“国歌唱响国境线”项目自2020年启动，六年行走，浓缩在一个“起”字：起步做起来，起势连起来，起范带起来。起步单兵先行，起势校地大中小学纵横成网，起范从“玉溪实践”走向“全国范式”。本文所要论证的是：文化实践从个体行动到普遍范式，需经历认识深化、组织成熟、方法升维三重递进；三重递进非并列关系，乃同一实践进程在认识论、组织论、方法论三个维度的同步展开。笔者曾以“四重转化”框架（空间、身体、语言、精神）阐释国歌在国境线上“发生了什么转化”，本文则回答项目自身“如何走过来”，前者是效果的逻辑，后者是过程的逻辑，两文互补。

一、起步：做起来，从课堂到国境线

2020年1月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要求讲好“聂耳和国歌的故事”。玉溪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走出去，带领学生翻山越岭，走向中越、中老、中缅边境。彼时马克思主义学院单兵突进，既无成熟组织体系，也无标准化行动手册，凭的是一个信念：国歌唱到国境线上，才知道它真正的分量。

起步阶段的实践模式是“五个一”：一课、一歌、一活动、一作品、一实践，即一堂“聂耳和国歌的故事”课，一首国歌齐唱，一次国境线实践，一部微纪录片，一份实践心得。选定一个边境村寨，背着国旗和教案翻山越岭，抵达后即在界碑旁唱国歌，在火塘边讲故事，在抵边学校教普通话。组织规模小，渗透却深。

正是在这种单兵突进中，起步阶段触及了一个城市里不会发生的变化：国歌在国境线上唱响时，重量不同了。在界碑旁唱，“起来”就是立场：我在这里，这是我的国土。在多民族共居、多语交汇的边境村寨唱，殊语同姿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此刻变得可感可触。起步的收获不在于规模拓展，在于一个发现：国歌与国境线之间存在深层关联，亟待系统性开掘。

课本上的国歌是知识，知道歌词、作者与历史；国境线上的国歌是体认，站在界碑前方才懂得“起来”的分量。从知识到体认，不是认识的自然延伸，而是实践的必然产物。正如马克思在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中所言：“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。”起步所做的，恰是把“知道”变成“懂得”，把解释变成改变，由此确立了整个项目的认识论前提：国歌精神的理解不在书本里，在行走中。这一认识跃迁，同时推动组织从个体自发走向团队集结，推动方法从单次经验走向可复述的“五个一”模式。认识论、组织论、方法论三个维度在起步阶段已同步启动。

二、起势：连起来，从单兵突进到纵横成网

起步证明了“走得通”，起势要解决“怎么走得远”。单兵突进走到一定阶段，自发行动便暴露其局限：方向模糊，持续乏力，难以形成战略定力。2022年起，项目从单兵突进升级为组织化推进。方法随之迭代：“五个一”逐步升级，2026年定型为“五同+N”：同升国旗、同唱国歌、同护国界、同讲故事、同研思政，并因地制宜设置自选项目。非数量叠加，乃结构升级：“五个一”是做事清单，回答“做什么”；“五同”是行动范式，回答“怎么做”。

连接的横向维度是校地联动。玉溪市委宣传部牵头，玉溪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参与，联合省、市级多部门高位推动；学院与边境县的宣传部门、教育体育部门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对接，打通“高校—边境”通道；“四只耳朵”社会实践团、“聂耳和国歌讲习团”、玉溪市“聂耳和国歌的故事”宣讲团三支队伍各有侧重、协同作战。横向联动使活动从“学院独行”变为“校地同行”。

连接的纵向维度是大中小学一体化。玉溪师范学院与玉溪市民族中学、玉溪聂耳小学、玉溪市第一幼儿园纵向贯通，大学师生带动中学、小学：大学讲国歌的历史与理论，中学讲聂耳的成长与选择，小学讲国旗下的故事与仪式，幼儿园以绘本具象化国歌意象，同一主题在不同学段阶梯递进。大中小学打破各自为课的格局，共上一堂行走的思政课。2025年，《大中小学协同讲好“聂耳和国歌故事”大思政课的育人实践》项目入选教育部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工作典型案例，纵向贯通获得国家级认定。

横纵交织，主体关系随之重塑：校地联动将边境县从“被到达”的客体转为“共参与”的主体，当地干部、教师、群众成了组织者而非旁观者，火塘边的故事从“我们讲给你听”变成“我们一起讲”；大中小学一体化将不同学段从“各上各的”转为“共上一课”。269支团队、5000余名志愿者、25个边境县、10万余人次，这些数字本身即构成印证：行走的思政课在云南省4060公里国境线上已从“点状突破”走向“线状覆盖”。

从自发到自觉，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命题。自发之所以低于自觉，在于缺乏方向和持续性，难以形成战略定力。自觉则不然：它将行动从个人意志升维为制度支撑。起步阶段，学生自发报名、教师自发带队，行动是朴素的、个体的；起势阶段，校地协同、大中小贯通、机制保障、绩效驱动，行动从自发升维为自觉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“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”，构筑既需自觉，也需组织。起势所做的，就是把朴素的自觉锻造成有力的组织，使国歌精神的传承脱却个人意志的维系，嵌入制度运行的轨道。这一组织跃迁，同步深化了起步阶段的认识成果，使“知道”到“懂得”的深化从个人体验扩散为集体共识，也推动了方法从“五个一”升级为“五同”范式。认识论、组织论、方法论再次同步前移。

三、起范：带起来，从“玉溪实践”到“全国范式”

能否复制，是起范必须回答的问题。“国歌唱响国境线”入选“兴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”典型案例，标志着项目从“做得好”迈向“可推广”。

起范沿两条路径推进：标准化与开放化。标准化，即提炼可复制的核心模块：“五同”行动流程、行前培训教案、田野调研方法、成果固化模板，使新加入的团队“拿走就用”，不必从零摸索。开放化，即从云南边境走向全国边疆：黑龙江的乌苏里江、新疆的红其拉甫、广西的友谊关，每一处国境线都可以是国歌唱响的起点。聂耳是从玉溪走出的人民音乐家，国歌是中国的，起点在玉溪，唱响在全国。

诚然，起范的完成远非坦途。标准化提炼了“怎么走”，却尚未解决“走多深”：工具箱保证了形式可复制，但国歌在每一处国境线上的精神转化能否等量齐观，仍有待不同地域、不同民族的实践检验。关键条件在于：若新团队只复制流程而未经历从“知道”到“懂得”的转化，形式复制即精神稀释；若新团队在流程框架内重新走完起步阶段的认识深化，形式复制才可能成为精神复制。换言之，工具箱提供的是骨架，从“知道”到“懂得”才是血肉，起范的完成条件，不仅是标准化的工具箱，更是每一支新团队能否重走认识深化之路。

从特殊到一般的跨越，绝非标签更换，须是规律确证。毛泽东同志在《矛盾论》中指出：“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：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，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。”起步和起势积累的是特殊：玉溪的实践、云南的边境、聂耳的故乡；起范追求的是一般：国歌在国境线上传唱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范式。

这一范式有一个核心命题：国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声音符号，国境线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沿场域。以声觉路径越过语言藩篱、激活身体自觉、升维精神认同，则是超越地域的普遍方法。费孝通在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》中指出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，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；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，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。国歌在国境线上的传唱，正在将自在的民族团结转化为自觉的共同体意识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辟了一条可复制的实践进路。而这条进路能走多远，取决于起范阶段能否真正完成从“玉溪经验”到“普遍规律”的验证。这一方法跃迁，又将反过来检验前两阶的成果：认识是否足够深，组织是否足够稳，唯有两者兼备，方法的普遍性才有根基。

起步是勇气，一个人先走，把国歌带到最远的界碑前。起势是合力，一群人同行，让国歌在云南省4060公里国境线上连点成线。起范是格局，一条路成范式，让国歌唱响在祖国每一处国境线上。三阶走来，一条线索贯穿始终：实践每深入一步，认识就深化一层，组织就成熟一分，方法的普遍性就提高一度。从知道到懂得、从自发到自觉、从特殊到一般，三者并非彼此孤立，乃同一实践进程在认识论、组织论、方法论三个维度的同步展开。“起来”从一个词变成了一条路：国歌落在国境线上，就是立场；落在人心里，就是信仰。

（作者单位：玉溪师范学院）